最高檢發(fā)指導案例，明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認定標準
最近，最高檢發(fā)布的一份指導性案例火了。
01
一個熱知識
這份指導性案例是《王春雨、楊玉忠受賄案》。
很多人看到這個標題，第一反應是：
“王春雨、楊玉忠是誰？他們做了什么？”
其實，這個案子的核心并不復雜。
核心在于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認定。
根據(jù)最高檢的指導性案例，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構(gòu)成要件包括主體要件、客體要件、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四個基本方面。
那么問題就來了。
如何認定這4個要件呢？
舉個例子。
北京和J省對補繳社保政策理解不同，導致20余人在J省補繳社保后無法在北京接續(xù)。
于是，王、楊二人成立公司，幫助這20余人補繳社保，并收取代理費。
那么，王、楊二人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呢？
這就涉及主體要件、客體要件、主觀要件和客觀要件的認定。
首先，看主體要件。
王、楊二人成立公司，幫助他人補繳社保，屬于營利活動，因此二人屬于非國家工作人員。
其次，看客體要件。
王、楊二人明知他人補繳社保是為了獲得利益，仍然提供幫助，侵犯了國家的經(jīng)濟管理秩序。
再次，看主觀要件。
王、楊二人明知他人補繳社保違法，但仍然選擇提供幫助，說明二人具有受賄的故意。
最后，看客觀要件。
王、楊二人通過提供幫助，直接實現(xiàn)了他人獲取利益的結(jié)果，滿足了受賄罪的客觀要件。
因此，王、楊二人構(gòu)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刑法因果關系是客觀的，判斷應堅持客觀說立場。犯罪成立的判斷應體現(xiàn)層次性，先客觀不法，后主觀責任。有些犯罪的因果關系表現(xiàn)為特定的發(fā)展過程，結(jié)果與行為之間必須具備直接性要件。
02
一個重要提醒
最高檢發(fā)布的這份指導性案例，還有一個重要提醒：
不能只看表面現(xiàn)象。
什么意思？
還是以上面的案例為例。
從表面看，王、楊二人成立公司，幫助他人補繳社保，并收取代理費，這似乎符合受賄罪的構(gòu)成要件。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背后的一些細節(jié)。
比如，王、楊二人是否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
又比如，王、楊二人是否明知他人補繳社保違法？
如果忽略了這些細節(jié)，可能會導致誤判。
所以，我們在認定犯罪時，不能只看表面現(xiàn)象，還要深入挖掘背后的本質(zhì)。
否則，我們可能會陷入“客觀歸罪”的誤區(qū)。
這也是最高檢發(fā)布這份指導性案例的一個重要目的：
提醒我們在認定犯罪時，既要注重客觀事實，也要兼顧主觀惡性。
03
一個深刻啟示
這份指導性案例還有一個深刻的啟示：
法律是活的。
什么意思？
還是以上面的案例為例。
北京和J省對補繳社保政策理解不同，導致20余人在J省補繳社保后無法在北京接續(xù)。
于是，王、楊二人成立公司，幫助這20余人補繳社保，并收取代理費。
如果按照過去的標準，王、楊二人的行為似乎構(gòu)成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但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各地對政策的理解和執(zhí)行可能存在差異。
這種差異可能導致行為的定性發(fā)生變化。
所以，我們在適用法律時，不能機械地套用條文，而應該結(jié)合實際情況進行靈活運用。
這樣，才能確保法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這也是我們學習法律的一個基本原則：
法律是活的，我們要結(jié)合實際情況去運用。
04
一個經(jīng)典案例
最后，再分享一個經(jīng)典的案例。
某工程檢測公司為了承攬業(yè)務，給相關領導送錢。
具體操作是：朱某等人成立空殼公司，掛靠到有資質(zhì)的公司名下，然后以該公司的名義去承攬業(yè)務。
在項目完成后，相關人員會按照約定的比例給朱某等人回扣。
最終，朱某等人共獲利168萬余元。
這個案例中，朱某等人的行為顯然構(gòu)成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因為朱某等人雖然掛靠其他公司，但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
同時，他們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回扣，為他人謀取利益，數(shù)額較大。
因此，朱某等人的行為完全符合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構(gòu)成要件。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
合法行為是員工通過勞動獲得合理報酬，本案中朱某等利用虛假計量獲取回扣，不屬于親朋好友的禮節(jié)性饋贈，也不符合正當業(yè)務行為，構(gòu)成了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
05
一個爭議話題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主體范圍與行為性質(zhì)存在爭議。
主體范圍包括國有單位、個體工商戶等，認定身份需考慮是否利用職務便利。行為性質(zhì)方面，非國家工作人員單純的事后受財行為不構(gòu)成受賄罪。
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指公司、企業(yè)等單位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shù)額較大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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