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某與妻子高某于2011年6月9日登記結婚，二人共同經(jīng)營一家餐館，閑暇之余高某迷上手機直播，結識了小自己12歲的“00后”主播孫某，并從最初在直播間與孫某線上互動發(fā)展到線下約會。其間，孫某以各種話術誘導高某在直播間刷禮物、打賞。

“保時捷以上你點點”“粉色嘉年華”“520紅包”“竭盡全力去守護你包容你逗你開心”……孫某與高某的聊天記錄截圖，充斥著大量超出正常主播與粉絲之間的引誘打賞及交流話語。

據(jù)統(tǒng)計，高某前后在孫某直播間發(fā)送虛擬道具打賞18293次，換算成人民幣高達92萬余元。丈夫楊某發(fā)現(xiàn)錢款異常后，以高某違背夫妻忠實義務、擅自處分夫妻共同財產(chǎn)為由提起訴訟，要求主播返還收益45萬余元。

一審法院認定案涉網(wǎng)絡服務合同已經(jīng)履行完畢且不存在效力瑕疵或無效情形，判決駁回原告楊某全部訴訟請求。楊某不服，上訴至天津市三中院。

楊某主張高某向某直播平臺充值錢款系使用夫妻共同財產(chǎn)。同時，楊某提交高某與孫某2023年1月14日至2023年4月22日期間微信聊天記錄，主張高某與孫某之間存在不正當男女關系。請求法院確認高某對孫某的贈與行為無效，孫某應返還高某打賞金額中所得收益的45萬余元款項。

另一方面，孫某認可高某發(fā)送虛擬道具可獲得收益45萬余元。但他認為主播與粉絲之間的互動行為并不違反公序良俗。高某向直播平臺充值訂單打賞的行為屬于支付網(wǎng)絡服務合同的對價，本質上是娛樂消費行為，并非贈與行為。

觀眾、主播分別通過直播平臺自主注冊和簽約，成為其用戶和直播服務提供方。直播平臺將直播服務作為其向觀眾提供的服務內容之一，向觀眾進行開放，由觀眾根據(jù)個人喜好自主選擇觀看特定主播的直播內容，三者之間形成特定的網(wǎng)絡服務合同關系。觀眾在觀看直播平臺提供的直播服務中，一般并不需要付費或者打賞。觀眾在觀看直播過程中對主播進行打賞，所用虛擬貨幣系觀眾向直播平臺充值后所購買，而主播通過用戶打賞獲得的虛擬貨幣，也并非其直接獲得錢財，二者都依賴于直播平臺的組織和結算，二者之間不發(fā)生直接款項往來。觀眾基于對個別主播的喜愛及崇拜，使用虛擬道具進行打賞不僅會產(chǎn)生不一樣的特效體驗，也會獲得主播應邀進行的特定表演、特別關注以及其他觀眾的認可，自我的心理滿足等，還可能獲得諸如賬戶升級，成為直播間管理員等平臺提供的增值服務。

因此，觀眾通過直播平臺觀看直播并向主播進行打賞的行為具有消費性質。一審法院認定直播打賞行為屬于網(wǎng)絡服務合同，且已經(jīng)履行完畢，處理正確。